Bodo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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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干部》 vs. 学术伦理

2011-11-30


两月前从南方周末上读到有关《中县干部》的报道时首先是眼前一亮,并为其作者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能写出这么有社会价值的论文而深表羡慕。可读完报道时我心底不禁出现一丝疑虑——这样的社会学研究有悖于“学术伦理道德”吗?此时心底另一个声音响起——在一个很多地方(尤其是这篇论文中的研究对象)都缺乏道德的社会,是否真的能去要求研究者遵从学术伦理道德?在一番激烈交锋之后,第一个声音在我这里获胜了。不管别人有没有道德,“斯文人”应该带头讲一讲伦理。

或许我就是“消夏湾人”在他/她的为《中县干部》辩护中嗤之以鼻的“喜欢高举学术中立大旗、挟洋自重、迂腐不化”之人。消某的文章直指之人即是对《中县干部》在学术伦理环节提出质疑的旅美学者程海华。程海华认为,“学者是研究人员,而不是新闻记者或执法者,并不肩负揭黑打黑的责任。‘卧底式’研究是违反学术道德而绝对禁止的。社会科学伦理审查制度不仅保护了被采访研究对象,也防止研究者超越身份的研究遭受被采访者的报复。”但在消某看来,美国的学术伦理审查对于社会学研究是摆设,因为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这类研究对研究对象造不成像医学研究那样的直接伤害,而审查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保证研究的公信力,在众多耗资巨费的大样本研究中剔除那些没价值的研究。消某的信口开河其实不值得一驳。翻看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网站(如多伦多大学REB)都可以看到,维持研究的正当性和保护研究对象的正当权利是学术伦理审查的基本目的,而这远非论文成文时的匿名处理所能保障的。通常情况下,研究者需要收集研究对象的书面同意书,否则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的数据是不应该被分析和写入论文的。《中县干部》显然触犯了这一基本准则。

站在消那边的还有媒体评论人“鱼竹舟”。他的基本论点是美国那一套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他的观点在环球网的投票中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这一民意在程海华文章及朱迅垚分别的一篇文章的评论留言里也能体现。大众对学术伦理存在价值的不认可,是让我最担心的地方。

《中县干部》这个案例中冯军旗似乎是为侠士。侠士精神在中国似乎一直以来很受爱戴,这多少干扰了我们在这个案例里对学术伦理的判断。换一个目前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校车问题。针对资金困难的问题,北师大某位教授另辟溪径,提议我们让学生们乘坐校车时刷卡,同时记录下学生的身高、体重等数据,转手把这些数据卖给有需要的机构,从而弥补一部分校车运营成本。试问全国中小学学生的此类隐私数据,谁可以随意去收集和专卖?这种提议从研究者口里提出来,可以反映出学术伦理在我们很多研究者心里几乎可有可无。研究者尚且如此,况大众乎?《中县干部》的研究在很多人眼里是在“除暴安良”,但社会民愤不应掩盖其不符合伦理的研究行为。假如研究的对象是如农村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时,大家还会觉得伦理道德不重要吗?对研究对象的伤害可能在无意间造成,仅仅依靠研究者的自律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个经验丰富、可靠的机构去审查研究提案,在研究之前如果没有充分考虑研究可能给研究对象带来的伤害,被研究者就容易受到伤害。

研究(research)这个词蕴含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当欧洲殖民者对北美土著进行研究,并把研究结果用来指导新的殖民政策制定时,研究是一个十分肮脏的词汇。如今,纵使研究这个词早已变得神圣了许多,研究和被研究的关系仍然使得被研究者处在弱势的地位。通过伦理审查保证研究的正当性是对被研究者的保护,其实也是对研究者的保护。在此呼吁包括政策制定者、大学和科研单位等相关部门重视起来,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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